《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一大意外发现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专家建议，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广东省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一大意外发现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专家建议，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从天各一方到家人团聚，幸福定义悄然改变
生产线上，34岁的江西籍农民工刘银花特别扎眼：与一群80、90后女工在一起，她不仅年纪偏大，而且操作上也不如年轻人纯熟快捷。尽管有点“格格不入”，但刘银花却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我和老公分开了7年，结婚后我一直留在农村带小孩，他到深圳来打工。每年就只有过年的时候能见上一面，由于怕花钱，平时电话都得省着打。要不是不想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我早就出来和他一起打工了。”刘银花说。
由于业绩一般，刘银花的收入比不上年轻女工，但她并不太介意。她说，只要不太差她都能接受，因为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能见到丈夫和儿子，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这与往常社会对农民工最在意薪酬待遇的认识完全不同，也是整个调研报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结果。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将家庭因素作为幸福感第一要素并非只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被认为张扬自我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22岁的刘华敏来自湖南邵阳，她几次推掉了到深圳“赚大钱”的机会，宁愿留在广州做售货员，和父母、哥哥挤在一间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
“我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抛下我们兄妹进城打工。那时候真的很害怕，什么都不会，见不到哥哥我就哭。打雷的时候，我们兄妹就一起躲进被窝里。我和自己说，我要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进城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刘华敏说。
留守的经历让刘华敏拥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出独立干练的作风。但是，她仍然选择和父母留在同一个城市，不愿抛下家人追求所谓更好的发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家庭化迁移让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涩，放工回家有人热饭、有人说话的生活成为他们的慰藉。尽管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农民工的负担变得更沉重，但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的代价。
装修工罗百虎兄弟在广州郊区合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每个月房租要2000元，他们的父母妻儿都从湖南老家来到了广州，全家12口人挤在这两室一厅里，客厅和厨房都被分割出来住人。
“与老家宽敞的老宅子相比，我们是‘蜗居’了。”他说。多了几张嘴吃饭，罗百虎每个月的开销变得更大，他不得不接更多的活，甚至做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但是他说自己觉得很幸福，因为家里有人在挂念着他，而不是一间空房子。
幸福愿望不容忽视，工会、企业织起幸福之网
如何把农民工对幸福的追求和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对企业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说，家庭因素排在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位，反映了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家庭本位社会，家庭是农民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工作的最重要动因。他们的幸福感与家庭紧密相关，因此，用人单位需为他们家庭团聚的需求创造条件。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会文明施工主管李汉强对此深有感触。李汉强说，建筑行业是农民工的“用工大户”，也是众多矛盾的聚集之处。因此，工作必须做得细致，照顾到农民工内心的渴求，才能稳定这一庞大的群体。
“我们要求，临时搭建的板房都必须24小时有热水，装配空调，工人无论什么时候放工都能吃得上热饭。很多农民工都是拖家带口来到工地，我们也尽量在住房等生活条件上给予便利，并且安排家属做一些适合的工作，例如做饭和一些简单的体力活都留给妇女，让农民工能稳定下来，专心工作。”李汉强说。
李汉强发现，尽管在用人成本和财力、物力上的支出比以前高，但企业却收到了更好的回报。“工人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就有家人管着他，工地上黄赌毒的现象锐减，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关爱农民工的幸福需求客观上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收益。”
此外，调查显示，近四成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伴侣或者恋人，这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刘小钢说，由于各企业间男女比例不协调，很多农民工在婚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让农民工产生了孤独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该多举办联谊活动，为农民工牵线搭桥，解决他们“另一半”的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从满足农民工幸福期盼入手
广州大学教授谢建社认为，农民工经过十多年进城务工的积累，夫妻团聚、家人支持等家庭因素必然被放置到比较重要的位置。这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农民工已经解决了生存的需求，转向更高的层次，家庭化迁徙就是这一思想变化催生的新现象。
如何适应农民工家庭化迁徙的新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满足农民工的幸福感需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等专家建议，住房问题是阻碍农民工家庭团聚的首要因素，政府应尽快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减少农民工的家庭开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为他们实现家庭团聚提供便利。此外，企业也应该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夫妻房”，提供住房补贴，这不仅可以增加员工的稳定性，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节省员工的招聘及培训成本。
在东莞、深圳等制造业密集之地，很多企业都为农民工开设了“夫妻房”，甚至对夫妻俩一同在厂里工作的给予一定奖励。在用工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企业纷纷打出温情牌，留住农民工的心。
在家庭化迁移中，子女入学成为农民工最揪心的问题。刘小钢建议，政府一方面要促使各城市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另一方面要支持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提升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此外，应尽快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户籍问题脱钩，实行无条件的公平义务教育。(记者 黄浩苑)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方华 |
